大陸禁聞，中國禁聞

广东“青年兄弟会”遍地开花

《南方农村报》6月16日报导，这些组织或曰“青年会”、或曰“兄弟会”，已有多年的历史。没人说得清粤西版图上类似的农村青年组织到底有多少个，也没人统计过有多少人参加这些组织。这些青年组织未经批准，未经登记，成员包括官员、商人、农民等人群。
　　
在城月镇，诸如“A兄弟会”一样的各种兄弟会、姐妹会就有十来个。成立于2010年4月的遂溪县城月镇“A兄弟会”。一些人加入兄弟会，看重的是结拜成兄弟的会员之间的相互帮助——这些帮助是无条件的。平时会员有困难，兄弟会须提供帮助。
　　
参加“A兄弟会”的阿强是当地一个学校的校长。阿强描述，他所参加的兄弟会是一个朋友之间互助互帮的组织，他也认为其存在合理合法，“我觉得这么小的组织没必要到民政局去注册，并且我们没有拉帮结派去欺负别人，做的都是合法的事情。”
　　
阿强透露，在城月镇，诸如“A兄弟会”一样的各种兄弟会、姐妹会有十来个，成立最早的已有10多年历史，其中有不少兄弟会甚至有政府人员加入。

青年组织架空村委会引中共恐慌
　　
由于基层政府不作为，这些未经批准、未经登记的青年组织自发开展各种社会团体活动，还有一些青年组织承担起保护本村利益的责任，阻止村委的一些不法活动。吴川市公安局一位官员称，一些青年会的会长说话的分量比村长更重，青年会往往凌驾于中共村委会或村民小组之上。
　　
青年组织活动渐渐脱离政府的管控，令地方政府感到恐慌，吴川上潮到村有一个叫“潮青” 的青年会，被认为它“不太正规，村委会也管不了。” 广东地方政府以给治安环境造成混乱为名开始了打压活动。今年5月，仅吴川市56个青年会被当局取缔。

250多万个民间组织在政府管控之外

进入21世纪，中国出现很多公民社会组织。中国民政部的资料显示，中国民间组织的数目每年以10%的速度成长。目前，大陆合法的社会组织约有45万个。但有学者估计，另有250多万个民间组织没有向政府登记。

中国宪政学者陈永苗说：“它内在有一个控制在那里，而且很多涉及到可能危害社会安全的或危害国家政治安全的，它是不会批的。然后会批的都是那些花鸟协会、或者是有挂靠单位的、没有涉及到政治的东西。基本上那些公益人士、公益组织，甚至没有涉及到政治的公益组织都批的极少极少的。”

陈永苗还指出，中共对民间社团组织的管理，实际上一直按处理国内政治安全保卫的那种高度进行。

南方周末刊发单光鼐评论文章“保障合法，反对非法，制裁暴力”中谈到除青年组织外，还有同乡会、兄弟会等等各类民间组织。中国民间社会的自我组织能力很强，历来有帮会组织、秘密结社的习惯和传统。可以预计在今后一些年，群体事件的组织化程度还会进一步提高。

文章提到，2011年4月，鲁、豫籍集装箱卡车司机聚集停工，发生上海港“4．20”事件，司机依靠的是地域化的民间组织。
　　
2011年6月，潮州古巷镇农民工讨薪反遭老板亲戚砍伤，受害人转而向同乡会求助，同乡会利用族群动员方式向政府“讨要说法”。
　　
农民工抱团取暖的自发组织还有另一种以工友形式组成的兄弟会，它的规模较同乡会大，且跨厂、跨籍贯地域限制。
　　
此外，农村宗族组织成为动员工具。在多宗族的乌坎村，在团结合作的状态下，全村所有姓氏按比例推选、选举村民代表，组成“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”领导了维权集体行动，结构化的组织促进了村民的广泛参与。广东省陆丰市的“乌坎事件”曾经震惊世界，乌坎村民赶跑村政府官员并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新村委会。

一个名为“联合受强迁户”的民间组织宣告成立。“中华全国反强迁大同盟（CNADHA）”发布成立宣言指出，在中国大陆，所有的房屋强迁和土地掠夺都是以“国家”的名义进行。中共政府动用公权力，出动警察和武警，对反抗者进行无情的镇压，这是国家犯罪，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惩。

责任编辑：李穹